唐中后期，享乐之风日盛，宴饮助兴内容日趋丰富，竞技类运动更广泛地流 行幵来，包括球类、角抵、拔河、竞渡等，皇帝有时还会亲身参与其中，甚至动 员朝臣一起参与，君臣同乐。
唐代球类运动包括击鞠、撤鞫、抛球等多种形态，獄鞠、抛球主要继承前代， 在游戏规则、形制上没有太多变化，击运动则在皇帝的倡导下，日益盛行，在 赐宴场合倍受青睐，并出现了驴鞠等变体。
击翰又称击球、打球，也谓之马球，是马术与球术相结合的一项运动， 发源于波斯，唐初，太宗发现吐蕃人擅长的击鞭运动可训练士兵骑术，强健体魄， 遂比亦令习，并曾一度观之，击難始作为军事训练的辅助手段在军中广泛 推广，至唐中期，中宗对马球的喜爱才使击蘇运动作为娱乐竞技活动广泛流行开来，《资治通鉴》载：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
玄宗以后，此风更盛，从君王到朝臣，热衷击者史不绝书，击輔也作为宴饮助兴活动频现于宫廷。中宗景龙四年正月乙丑，宴吐蕃使于苑内球场，命附马都尉杨慎交与 吐蕃使打球，帝率侍臣观之德宗皇帝就在贞元元年二月寒食节内宴上 诏令球艺高超的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山南西道节度使严振入宫表演击。
杜牧《郡斋独酌》云：功成赐宴麟德殿， 猿超鹡掠广球场。三千宫女侧头看，相排踏碎双明挡。三千宫女争相观赏，球风炽盛由此可见。
角抵与竞渡
角抵，又称相扑，是一种以摔絞为主的角力运动。唐代宫廷里专门蓄有角抵 斗士，在内宫宴会时，与百戏一起表演。
可见角 抵亦发展为娱乐化运动出现在唐人生活中，穆宗、敬宗时角抵更是宴饮助兴必不可少的内容。
竞渡本是端午节的节俗，唐代宫中从武则天时开始，就在长安宫苑内的 兴庆池、鱼藻池及其它胡池上举办竞渡，依君王喜好，并不局限于端午节当日， 唐中后期的君王对竞渡尤为嗜好，据《资治通鉴》载，中宗景龙四年（四月 六曰，上幸隆庆池，结彩为楼，宴侍臣，泛舟戏象以厌之。
敬宗宝历元年五月庚戌，幸鱼藻宫观竞渡，公主、驸马、翰林学士、 诸军使与嫵乐。
酒令
唐时期筵席上还流行各种名目的酒令，以作游戏之娱。这一以竞赛为主旨， 集智慧和娱乐为一体的娱乐活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写于汉初的《韩诗外传》 就记载：齐桓公置酒令曰；‘后者罚一经程’发展到汉代，酒令已在人们的饮 食活动中得到普及，及至隋唐已而大盛。可以说在宴席上饮酒行令是唐人的特色， 也是宴饮时的一大乐趣。唐人酒令内容及其丰富，有雅有俗，据唐国史补记载，大抵有律令、有头盘、有抛打三大类。
前文所述的即席赋诗就是律令最普遍的形式，除外其他酒令在御宴场合亦多 有记载，现仅举几则资料以佐之。
唐初太宗会与请武宴宫中，行酒令，行酒令者，一人为今伯余人以次行 之。下文使各言小名，此令为律令中的口语令，随口而出，多为限韵赋诗， 是唐人酒宴即席赋诗较为普遍的形式。
上述回波令即属歌舞令， 行此酒令，应令者要自歌自舞，史载中宗宫中设織好此令。
在前文球类竞技中提到的《抛球乐》即为行抛打令时的佐乐，抛打令亦为歌 舞令的一种，是把劝酒、送酒，边歌边舞和抛球传送组合起来的酒令游戏，接到彩球的人便要据令接受罚酒或作出相应的歌舞。
此外，唐初宫中还盛行握築之戏，握槊之戏是博令的一种，博令也叫博戏， 也是酒令，相传由乌曹、老子、曹植三人所创，帝闻而大笑。置 酒召对握槊，赌所配刀子。关于皇帝赐宴行令的情景，在诗文中屡有提及，所谓新翻酒令， 是指在以此行令过程中，必须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酒令，前一令结束，改换新 令，紧接而行。由此可见，唐人酒令比较复杂，没有一定水平和文化修养是不够 的。
唐人宴饮行令通常会选一名善于酒令，知晓音律、又善于谈吐的人来担任录 事，亦俗称为酒纠或席纠，唐代皇家内宴嫔妃担任酒纠者亦为常例，有 诗为证：昭仪侍宴精神足，玉烛抽看记饮巡。倚赖识书为录事，灯前时复错满人。
由此可见，传承于先秦时期的酒令，到了唐代己盛行于宫廷宴饮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名目繁多，亦雅亦俗，增添了筵席间的热闹气氛。
此外唐代皇帝赐宴时还有不少休闲玩赏性质的活动，如斗鸡、观灯等等。 如开元初，玄宗与诸王退朝后即相从宴饮、斗鸡。宗时甚至专设鸡坊， 以备宫中宴享赏玩，除外，斗鸡还是民间酺宴的庆贺活动，当清明节在山酺宴 时，鸡坊首领贾昌戴雕翠金花冠，穿锦袖绣襦拷，执鞭指挥鸡群按顺序站立于广场，表演开始后，群鸡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
观灯是集节令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活动。玄宗朝后期，每当正月十五上元夜 之时，在兴庆宫中都会举行宴会，并在楼前进行燃灯、赏灯的活动。开元二十五 年正月己丑，以望日命有司于勤政楼前树灯，宴群臣于楼下。由上文所述可以知唐代皇帝赐宴时，钟磐鼓乐齐鸣，百技杂陈、歌舞成队， 更有属文赋诗以应制酬唱，使皇帝赐宴的内容更为丰富，而这些佐宴活动也多为 后世王朝所沿袭，承传不衰。
皇帝赐宴类型繁多，不论是君臣共欢，赐宴外蕃，亦或是皇家内宴，都超越 了口腹之欲这一基本的生理需求，成为了统治者实施布政策略的媒介。诚如明人丘濬所论：人君赐宴于臣，人臣受宴于君，非徒饮之食 之而已也。内则以广恩惠，外则以观威仪。施恩者，固当以礼；受赐者，尤当以 敬。可见皇帝的赐宴绝非徒饮之食之而已也，而是统治者广恩惠、观威仪 的重要方式。
赐宴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宴会，始终没有超然于国家之外而独立存在。 其重要性也脱离其本身的物质享受意义，而转向其作为统治阶级的恩赐手段，在 维护王朝的稳定和延续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
赐宴滥縮于西周、春秋时期的祭祀赐昨活动，这一与统治者施政活动紧 密结合的方式，在春秋以后的社会中一直保留着，并演变为与王权统治相伴始终的活动，但赐宴与施政结合的具体形式却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差异。
在唐代，以君王为中心的赐宴活动，名目繁多，礼制完备，规模宏大，且皇 权至上的统治思想贯穿于宴会的始终。不论是君臣共欢，赐宴外蕃，亦或是皇家 内宴，都标示着中国古代王权社会中的等级尊卑、高下有别的意识。而作为 统治者实施布政策略的媒介，宴赐的频次及预宴对象又与时下王朝的环 境及为政理念紧密结合，故而宴赏的受赐范围及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为了争 取民心，宴赐平民故老作为建极幵国的惶皇要道，为唐初统治者重视赐 酺这一天下归心的宴乡食活动记载也更为集中。而作为辅佐君王兴邦创业的股胺耳 目，在宴赐场合也并未拘泥于君臣间严格的等级尊卑，而表现出些许的随意与轻 松，关系之密切可谓有君臣之义、父子之恩、朋友之欢。安史之乱以降，唐王 朝也仅于肃宗朝举办过酺宴，平民故老也只能在这仅有的一次筵宴中享受皇帝宴 赐的恩荣，同时，皇帝诏敕举办的三节令赐宴则在唐后期占皇帝赐宴群臣的绝大 多数，并形成制度延续到唐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政 治环境及君王与臣子及百姓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
此外，唐初，中央王朝万邦来 朝，可谓光被四表，而后期为了维持以唐王朝为中心的体系，甚至不惜设置 了专用的本钱放高利贷以继续维持对蕃国的赐宴可见此时的大唐王朝盛世不再， 巳然走向没落。
君王的赐宴，对预宴者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但在以礼的原则下框架 的宴饮行为，必须遵从繁琐的宴饮礼节，以明确严格的等级差别，并培养人们尊 让契敬的尊卑意识，朝会赐宴及赐外蕃使者宴正是宴饮礼仪在礼制方面最集中 的体现。庄严的氛围虽有助于强调等级尊卑，然而不免过于严荀和不易亲近，所 以除享用美食美酒外，还会开展其他各类宴饮活动，赐宴场合可谓钟磐鼓乐齐鸣， 百技杂陈、歌舞成队，更有属文赋诗以应制酬唱，君王和臣子有时也会参与其中， 以助一乐。
君王的御宴担负着朝廷的寓意，绝不是以饮食为中心的简单聚合，它标 示着中国古代宫廷制度中的身份认同、高下有别等意识，实现着王朝统治的 秩序化，作为统治者实现自己布政策略的重要辅助方式，就小而言，它加强了皇 室的内部向心力及君臣之间的交流，往大里讲，它起到了彰显朝廷秩序、恩威外、 蕃，维护王权统治的作用，故而赐宴一直被统治者借助作为维护其统治和创造有 利外交环境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