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241～1242年的蒙古入侵，是影响匈牙利以及整个中东欧地区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由于处在蒙古帝国史研究和中世纪中东欧史研究的交叉位置，国内的蒙古帝国史研究多侧重于中亚和西亚地区，而中世纪中东欧史研究则仍在起步阶段，国内学术界对蒙古远征中欧等相关问题兴趣浓厚，却少有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对1241～1242年蒙古远征匈牙利的研究学术史，特别是匈牙利学者的新近成果予以了回顾和评述。具体而言，围绕穆希之战、蒙古军队撤出匈牙利的原因、蒙古入侵与匈牙利的人口损失评估、蒙古入侵与中世纪匈牙利封建社会的转型等问题展开。近年来，来自考古学和环境史的新发现和新研究，大大推进蒙古远征中欧史研究，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对新近的考古发掘成果进行了介绍。
1241～1242年的鞑靼行军（Tatárjárás），[2]是影响匈牙利以及整个中东欧地区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尽管蒙古军队在1242年撤出了中欧，但拔都及其后继者在南俄草原建立和经营的金帐汗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在中东欧政局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蒙古军队再次来袭的阴影长期笼罩着中东欧各国。在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历史书写传统中，蒙古入侵甚至成为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由于处在蒙古帝国史研究和中世纪中东欧史研究的交叉位置，国内的蒙古帝国史研究多侧重于中亚和西亚地区，而中世纪中东欧史研究则仍在起步阶段，国内学术界对蒙古远征中欧等相关问题兴趣浓厚，却很少有研究成果问世。[3]事实上，即便是在欧美学术界，由于语言的限制，匈牙利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较少为西欧和北美学者所熟知和利用。在本文中，笔者将对1241～1242年蒙古远征匈牙利的研究学术史，特别是匈牙利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予以回顾和评述。具体而言，将围绕穆希之战、蒙古军队撤出匈牙利的原因、蒙古入侵与匈牙利的人口损失评估、蒙古入侵与中世纪匈牙利封建社会的转型等问题展开。近年来，来自考古学和环境史的新发现和新研究，大大推进了蒙古远征中欧史研究。在评述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和环境史学术成果外，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对新近的考古发掘情况予以介绍，希望能引起国内同仁们的关注。
围绕穆希之战的讨论
1241～1242年的蒙古军队远征匈牙利，是国内学术界熟知的长子西征或者诸子西征的最后一个阶段，拔都直接指挥和部署了此次军事行动。[4]1240年12月6日，拔都率军攻陷了罗斯首都基辅，基本结束了在俄罗斯地区的战斗。在短暂休整后，拔都开始了对匈牙利的远征。战术方面，拔都采取了蒙古军队常用的左中右三翼分兵合进的战略。右翼由斡儿答、拜答尔和海丹率领，直指小波兰和西里西亚地区，以切断对匈牙利潜在的援军为目标。他们相继攻占了桑多梅日、克拉科夫和布雷斯劳等地，并于1241年4月9日在莱格尼察(Legnica) 附近打败了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Henry II the Pious，1238～1241年在位)。之后，斡儿答等人率军南下，经由摩拉维亚地区，于当月末进入了匈牙利。中军由拔都和速不台亲自坐镇，在3月6日经由进出喀尔巴阡盆地的交通要道——委内茨克通道（Verecke Pass）进入了匈牙利大平原，直击匈牙利王国的核心区域。直至4月初在穆希（Muhi）附近碰到了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éla IV，1235～1270年在位）率领的主力部队。左翼由合丹和不里等人率领，又分为三支，向南经由特兰尼西瓦尼亚，进攻匈牙利南部。合丹和不里的部队在穆希之战开始前，加入了拔都阵中。1241年4月11日，穆希之战爆发，匈牙利惨败，不少大贵族和主教罹难。贝拉四世侥幸得以逃脱，先前往奥地利大公处避难，后又逃往亚得里亚海中的一个小岛，躲过了合丹等人的追击。整个1241年的下半年，蒙古军队驻扎在多瑙河以东的匈牙利大平原地区。1241～1242年冬天，利用多瑙河结冰，蒙古军队渡河进入了匈牙利西部。出人意料的是，开春后，拔都突然率军撤出了匈牙利，在保加利亚等地短暂停留后，回到了南俄草原。
1241年4月11日爆发的穆希之战是蒙古远征中欧期间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正面遭遇战。相较于稍早前发生的莱格尼察战役，有关穆希之战的史料要更丰富，且多是当时人的记载、更为可靠。[5]目前，学术界有关穆希之战的讨论，主要围绕参战双方的军队数量与构成、匈牙利军队失利的原因、以及战场的具体位置等问题展开。关于穆希之战中双方的军队数量，同时代或较晚时代的波斯和拉丁史料都有提及。波斯史料方面，志费尼曾记载匈牙利一方的参战军队多达40万，而拔都派出的、由昔班率领的蒙古先头侦察部队只有一万人。[6]后来，拉施特又补充了一项细节，即匈牙利军队数倍于蒙古军队。[7]据此，匈牙利军队的人数若为40万，蒙古军队则至多20万人。拉丁史料中，同时期的《布拉迪斯拉发编年史》(Pozsonyi Krónika)称蒙古入侵匈牙利的军队多达50万。[8]而德国的《艾普特纳赫修道院编年史》（Epternacher Notiz），则记载多达一万名的匈牙利士兵在穆希之战中丧生。[9]中世纪东西方史料中对数字进行夸大是常见的现象，现代学者的估算要谨慎得多。1893年，匈牙利历史学家久拉·保勒（Gyula Pauler）提出在穆希之战中，匈牙利一方有6.5万人、蒙古一方有5万人参战。[10]品特·亚诺什（Pintér János）则认为，蒙古入侵中欧的军队总共有9.5～12万人，其中波兰方向有2.5～3万人，特兰尼西瓦尼亚方向有3～3.5万人，拔都率领的中军有4～5.5万人。[11]目前，学术界对穆希之战的参战人数观点分歧较大，由于史料有限且多有龃龉之处，我们很难得出准确的数字。能够确定的是，蒙古军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对匈牙利军队失利的原因，学术界多有讨论。早年的学者多认为，匈牙利军队仓促应战、准备不足，再加上匈牙利的贵族们作战积极性不高，贝拉四世又指挥不力，最终导致了惨败。[12]现在的学者如拉斯洛·维斯普雷米（László Veszprémy）和亚诺什·萨博(János B.Szabó)等人则认为，贝拉四世已经尽己所能做了准备。他在东部的战略要地委内茨克通道构筑了防御工事，拖住了蒙古军队长达数月之久。当蒙古军队逼近佩斯地区后又突然撤退时，贝拉四世下令停止追击，避免了陷入蒙古军队利用伪退设下的包围圈。甚至寻求与蒙古军队主力在绍约河畔进行正面会战，这些都是贝拉四世审慎应战的体现。[13]关于匈牙利军队的构成，学者们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学者认为，此时的匈牙利军队放弃了早年马扎儿部落时期使用的游牧军队的作战方式，转而装备了大量西欧式的重装骑兵，并采取了相应的正面冲杀战术。重骑兵在机动性上远远不及蒙古军队的使用弓箭的轻骑兵，再加上盟友、以使用弓骑兵作战见长的库曼人在蒙古入侵前夕就离开了匈牙利，匈牙利军队因此在穆希遭遇了惨败。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匈牙利军队组织不完善，缺乏重骑兵，无法抵御蒙古骑兵的进攻。[14]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萨博证明了13世纪中期匈牙利军队的大部分仍由弓骑兵构成，但匈牙利军队失利的原因不能从缺乏重骑兵中寻找，根本原因在于匈牙利士兵的纪律素养、作战经验以及协同性方面不及蒙古士兵。[15]阿提拉·佐尔多什（Attila Zsoldos）也认为，军队组织构成的不完善只是匈牙利失利的一个原因，蒙古军队多路分兵合进的战术也让其应接不暇。[16]
有关于穆希之战战场位置的确定，得益于当下匈牙利战场考古学的推进。据斯普利特主教托马斯和志费尼记载，拔都在穆希之战前夜曾登上一处山头，两人的记载略有出入。在托马斯的文本中，拔都在山头侦查敌情，志费尼则称拔都在山头做祷告。[17]斯蒂芬·保（Stephen Pow）和约瑟夫·拉斯诺夫斯基（József Laszlovszky）利用考古学和地形学材料，试图确定这座山的具体位置。他们指出，位于现在的穆希之战遗址东北30公里的赛伦奇(Szerencs)附近的山峰很可能就是拔都所登的山峰。关于托马斯和志费尼的文本差异，拉斯诺夫斯基等人认为恰好反映了蒙古史史料内外视角的差别。[18]关于穆希之战中拔都军队渡河所利用的桥的位置、匈牙利军队的扎营位置以及贝拉四世的撤退路线，学术界尚无定论，有待于相关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详后）。
蒙古军队撤出匈牙利的原因
蒙古大军缘何在1242年春季撤出了匈牙利，是蒙古远征中欧史研究中讨论最多的话题。在发表于1996年的论文中，格雷格·罗杰斯（Greg S.Rogers）将学者们的观点归纳为如下四种：政治原因、地理原因、战术原因和战略原因。政治原因指的是窝阔台汗的去世和成吉思汗家族内部各支对汗位的争夺；地理原因指的是匈牙利大平原的草场无法供养蒙古的西征军队；战术原因指的是蒙古西征军队在中欧遭受了重大损失，须重新整备军力、进行休整；持战略原因的学者们则认为，1241～1242年蒙古对中欧的军事行动只是试探性行为，是为之后的大规模征服做准备。[19]罗杰斯的总结较为全面，最近二十余年，学术界对蒙古军队撤退的原因又有了新的讨论。基于罗杰斯的分类，笔者将有关蒙古军队撤出中欧的原因进一步划分为：大汗去世说、城堡抵抗说、草场有限说、湿冷气候说和军事目标完成说。
（一）大汗去世说。窝阔台大汗的去世，使得蒙古西征被迫中止，这是目前蒙古史学界较为通行的观点。它的主要史料依据是1246年抵达哈拉和林的拉丁传教士柏朗嘉宾的说法：实际上，他们本来是要连续征战三十年的，但他们的皇帝被鸩弑，所以被迫停止了敌对行动，一直维持到了现在。[20]现代学者，如法国的亚洲史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欧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美籍俄裔历史学家维尔纳德斯基(George Vernadsky，1887～1973)、美国的内亚史家傅礼初(Joseph Fletcher，1934～1984)，均持此说。[21]当下的几部蒙古帝国史通论著作，也大都采用这一观点。[22]美国学者浩史悌（Stephen G.Haw）比较了1242年窝阔台去世和1260年蒙哥去世对蒙古军事扩张的影响，他认为两位大汗去世是蒙古军队撤退的基本原因。[23]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美籍匈牙利裔的阿尔泰学家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1916～2011）认为，大汗去世说解释不了拔都为何没有率军返回蒙古并参与汗位争夺，蒙古军队撤出匈牙利的原因须在其他地方寻找。[24]最近，斯蒂芬·保则试图论证在当时的信息传递条件下，拔都在率军撤退前不可能收到窝阔台汗的死讯。[25]
（二）城堡抵抗说。持该观点的学者大多是中东欧国家的学者，他们认为欧洲的城堡防御设施，有力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进攻。拉斯诺夫斯基等学者认为，即便是在匈牙利东部的乡村，蒙古军队也遇到了坚决的抵抗，这些防卫设施良好的村庄，恐怕是拥有丰富的大型攻城作战经验的蒙古人也难以想到的。[26]斯蒂芬·保认为，对于1240年代的蒙古军队而言，在他们可用的人力和攻城技术面前，欧洲的城堡构成了难以克服的战略难题。[27]他们的观点也能找到史料支撑，根据蒙古入侵匈牙利时期的亲历者教士罗杰（Master Roger) 的记载，只有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 、塞克什白堡(Székesfehérvár)和蓬农豪尔毛本笃会修道院（Benedictine monastery of Pannonhalma）这三处拥有良好城堡防卫设施的地点没有被蒙古军队攻占。[28]不过，放在蒙古帝国欧亚扩张史的整体背景下，城堡抵抗说的合理性有待于进一步的讨论。蒙古远征匈牙利过程中并没有大规模使用攻城器械，攻陷这些城堡是否是蒙古军队的主要战略目标也值得讨论。此外，在东亚和西亚地区，蒙古军队攻陷防御完备的军事要塞的案例比比皆是。尽管持该观点的研究者本身并不是民族主义史学家，该观点颇有和早年中东欧民族主义史观暗合之处。二十世纪上半叶，苏联、波兰、德国、奥地利等国都有学者认为是自己国家的英勇抵抗，导致了蒙古军队战力消耗过大，最终不得已撤出了中欧。[29]
（三）草场有限说。该学说由塞诺提出，是其一家之言。在1972年发表的《内亚史上的马与草场》一文中，塞诺对匈牙利大平原的牧场面积和能供养的蒙古战士的总量进行了估算。塞诺援引了1918年蒙古国的牧场面积和可放牧的最大牲畜单位作为参考，它们分别为1，252，000平方公里和3，895，200单位。匈牙利大平原的整体面积约为100，000平方公里，约为蒙古国的十二分之一，理论上可以放牧的最大畜牧单位为322，933。但匈牙利大平原周边森林和沼泽林立，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实际上能放牧的最大畜牧单位为205，920。以每名蒙古战士携带三匹马计算，假定每120英亩牧场可供养一匹战马一年所需，在无其他牲畜的情况下，整个匈牙利大平原最多可以供养68，640名蒙古士兵作战。[30]在1999年发表的《蒙古人在西方》一文中，塞诺对之前的估算做了重大修正。他估算的匈牙利大平原的牧场面积变成了42，000平方公里，假定可供养一匹马一年所需的牧场面积变成了25英亩，就此得出的最大畜牧单位为415，136。以每名蒙古战士携带五匹马计算，整个匈牙利大平原最多可以供养83，027名蒙古士兵作战。塞诺认为这两个数值，都与他自己估计的10.5~15万的蒙古入侵匈牙利的军队总数相距较远，故而草场不足，迫使蒙古军队选择了撤退。[31]
（四）湿冷气候说。气候环境因素在蒙古西征中扮演的作用，是近年来讨论最为热烈的议题。[32]2016年，德国环境地理学家乌尔夫·本根（Ulf Büntgen）和美籍意大利裔历史学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在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杂志，发表了题为《1242年蒙古撤出匈牙利的气候和环境因素》的论文。他们指出在1238～1241年间，欧亚大陆西部保持了温暖而干燥的气候，便利了蒙古军队的西征。到了1242年初，气候突然变得寒冷潮湿，匈牙利大平原变得泥泞不堪，泥沼地扩大、牧场减少，蒙古骑兵行军不便，不得已撤出了匈牙利，回到了南俄草原。[33]本根等人的观点，遭到佐尔特·品克（Zsolt Pinke）等匈牙利学者的反驳。2017年，上述刊物刊发了品克等人的商榷文章，他们从环境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三方面提出了反驳意见。其中，他们特别指出1242年春季的大量降水，非但没有造成匈牙利大平原的粮食减产和牧场萎缩，反倒缓解了之前的旱情。甚至可以说，1242年初的湿冷天气便利了蒙古军队的军事行动，得益于多瑙河的结冰，蒙古军队才成功渡河、进入了匈牙利西部地区。[34]本根和狄宇宙随即作了回应，他们指出品克等人并没有提供新的或者不同的历史气候数据，所持的论据也多基于普遍性的概括，与1241～1242年的蒙古入侵匈牙利并不直接相关，此外，他们使用的部分气候和环境数据甚至有时代错乱之嫌。[35]目前相关讨论仍在继续。在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斯蒂芬·保指出，匈牙利大平原对蒙古帝国而言是一个值得长期占领的重要战略目标，短期内的不利气候条件并不能促使蒙古统帅放弃这一战略要地，故而气候因素并不是导致蒙古军队撤退的根本原因。[36]
（五）军事目标完成说。英国著名蒙古史学家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认为，1241～1242年拔都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目标，不是彻底占领这个国家，而是摧毁匈牙利的有生力量，并尽可能俘虏和斩杀贝拉四世。[37]拉斯诺夫斯基等学者认为，尽管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蒙古军队的撤退，但拔都无法完成此次远征的关键目标，即抓住贝拉四世并迫使其称臣纳贡，是拔都决定撤退的重要原因。[38]阿提拉·久查（Attila Gyucha）等人基于文献史料和考古学材料的综合研究亦表明，蒙古军队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依然遵循着游牧民战争的法则，即以劫掠物资、掠夺牲畜和俘获有价值的人口为目标。[39]这些学者与之前罗杰斯所列举的主张逐渐征服论的学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匈牙利已故学者拉斯洛·马凯依（László Makkai）就认为，蒙古的第一次进攻多为试探性行为、以掠夺人口为主要目标，彻底征服其领土则是下一次军事行动的主要任务。[40]
蒙古入侵与匈牙利的人口损失评估
对蒙古入侵所造成的匈牙利人口损失的评估，与二战后匈牙利历史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推进密不可分。1955年，时任匈牙利中央统计局图书馆馆长约瑟夫·科瓦契奇（József Kovacsics，1919～2003）召集和成立了匈牙利历史人口研究小组。在匈牙利国家档案馆等单位的通力合作下，该小组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匈牙利人口史的史料和著作，并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41]1963年，由科瓦契奇主编的匈牙利第一部人口通史正式出版，中世纪学家捷尔吉·捷尔费（György Györffy，1917～2000）受邀撰写了从蒙古入侵到十四世纪中叶一章。[42]当时，捷尔费正在主持阿帕德王朝时期匈牙利的历史地理学的大型研究项目，他将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地名学资料运用到了蒙古入侵前后匈牙利人口变迁的研究之中。[43]捷尔费系统研究了蒙古入侵前后匈牙利王室特权证书中记载的村庄数量和名称的变化，他认为有一类以-egyháza（意为教堂）结尾的地名与蒙古入侵直接相关。蒙古入侵使得大量匈牙利村庄被毁，唯有砖石结构的村庄教堂幸免于难，这类地名在蒙古撤出匈牙利后大量出现，代表了对蒙古入侵的历史记忆。捷尔费由此得出，在外多瑙河（Transdanubia，位于多瑙河以西）和小匈牙利平原（Kisalföld，位于匈牙利西北部）地区，匈牙利的人口损失大约在零到40%之间，整体上为20%；在匈牙利大平原地区（Alföld，位于多瑙河以东）人口损失从40%~80%不等，整体上为60%；总体上，蒙古入侵所造成的匈牙利人口损失为50%，约为120万人。[44]捷尔费的观点引起了匈牙利学界的热烈讨论，20世纪后半期匈牙利最重要的中世纪学家们，大都参与了这场辩论。
最先对捷尔费作出回应的是研究中世纪匈牙利乡村史的学者伊什特万·萨博（István Szabó）。在他于1971年出版的、主题为中世纪匈牙利村庄体系的著作中，萨博指出捷尔费所统计的村庄中，为数不少在蒙古入侵前就遭到了遗弃。造成村庄被遗弃的原因也多种多样，诸如早期农奴制（jobbágysag）的解体和农奴（jobbágy）被重新安置，以及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新的定居点的出现，都有可能造成之前的村庄被放弃。其次，被毁弃的村庄数目并不是统计人口损失的直接证据，这些村庄的居民有可能在蒙古入侵前夕就已经逃离，也可能在蒙古军队撤退后重返故乡。再次，萨博认为，蒙古军队的主要军事目的是占领土地和获取人口，大规模屠杀当地人口并不利于蒙古的后续统治。事实上，匈牙利王国在13世纪下半叶得以迅速恢复，并在中欧实行扩张性的外交政策，恰恰说明了蒙古入侵并没有造成匈牙利的完全毁灭。[45]萨博所提出的论据以及据此对捷尔费观点的反驳非常合理，但他本人并没有提出对匈牙利人口损失数值的估算。
萨博的观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埃里克·富格迪（Erik Fügedi，1916～1992）、耶诺·苏驰（Jenő Szűcs，1928～1988）和久拉·克里什托（Gyula Kristó，1939～2004）等学者所接受和发展。富格迪重申了捷尔费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历史地理学资料的局限性，他认为这些地名学证据只能证实这些村庄被遗弃，而不能确认他们与蒙古入侵直接相关；乡村定居模式的变化，更多的是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果；富格迪还指出蒙古军队撤出后发生的大饥荒也是造成匈牙利人口大量损失的重要原因。[46]苏驰同样强调了捷尔费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并认为旧村庄的遗弃是中世纪匈牙利封建经济发展的结果。尽管苏驰承认从整体上估计匈牙利的人口损失并不可能，他还是给出了自己的估算：全国人口的15%~20%，约为30~40万人死于蒙古的军事入侵。[47]1997年，克里什托受科瓦契奇邀请，为新一版的匈牙利人口史撰写了阿帕德王朝时期匈牙利的人口一章。克里什托大体上同意萨博、富格迪和苏驰等人对捷尔费的批评，但他指出上述学者对1240年匈牙利总人口的估算有误，不同于捷尔费等人主张的220万，克里什托认为是120~135万人。鉴于蒙古入侵对匈牙利各地区的影响不一，蒙古军队在匈牙利东部地区占据了将近一年，而在西部地区只有一到二个月，克里什托认为苏驰有关人口损失的估算同样过高了。他的意见是匈牙利总人口的10%~15%，约为12~20.25万人死于蒙古的军事入侵。[48]
近年来，环境史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为该问题的讨论注入了新活力。他们一方面强调在匈牙利人口损失背后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另一方面也认为蒙古的军事入侵诱发并恶化了这一系列生态灾难。环境史家安德莉亚·基什（Andrea Kiss）指出，将蒙古入侵后匈牙利的人口损失全都归结于蒙古军队的杀戮的观点过于片面，蒙古入侵时期的极端气候条件以及随后的蝗灾和饥荒，都是造成匈牙利人口大量损失的原因。同时，她也指出，蒙古入侵与大饥荒的爆发具有相关性，蒙古军队在1241～1242年在匈牙利大平原过冬期间，对当地越冬储粮和来年春种粮食的搜刮、对耕作动物的抢夺，是造成随后饥荒的重要原因。[49]佐尔特·品克等学者研究了13世纪后期匈牙利蒂萨河流域的水文变化与乡村聚落变迁的关系。他们指出，河水水位的大幅度上涨和洪涝泛滥是导致该地区大量村庄被遗弃的重要原因，从而修正了早年学者们所主张蒙古军队入侵说。[50]考古学家贝阿特丽克丝·罗姆哈尼（Beatrix Romhányi）和拉斯诺夫斯基重新研究了以-egyháza结尾的地名。他们将这些地名与同时期匈牙利的教堂遗址和金币窖藏出土分布地址进行了比对，确认了蒙古入侵对匈牙利各地的影响不一，其中匈牙利西南部几乎未受到影响。[51]意大利学者安德里亚·法拉（Andrea Fara）研究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匈牙利的粮食生产和贸易。他指出，中世纪匈牙利的膳食来源多样化且自给自足、较少依赖于欧洲市场，是故很少遭受欧洲其他地区所经历的周期性市场波动和大规模粮食危机；中世纪匈牙利历史上有记载的大饥荒，均与战争有关。法拉认为，1243～1245年的大饥荒是蒙古入侵的直接后果，蒙古入侵导致了匈牙利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总体性崩溃。[52]拉斯诺夫斯基和斯蒂芬·保等学者则进一步指出，大饥荒是蒙古军队有意为之，作为摧毁当地人抵抗的一种工具。[53]他们的这一观点，有待于放在蒙古帝国欧亚扩张史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总的来说，由于研究中世纪匈牙利人口史的原始档案，包括中世纪匈牙利王室税收档案在内的诸多史料，在1526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布达期间毁于一旦，目前有关蒙古入侵所造成的匈牙利人口损失的研究，大体上仍处于估算状态。捷尔费等人基于历史地理学资料研究历史人口变迁，提供了一个有用但需谨慎对待的替代性视角。目前，苏驰做出的15%~20%的估算得到了匈牙利史学界较为广泛的接受。[54]通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环境史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一个越来越接近于历史事实的图景展示在我们面前：蒙古入侵造成了匈牙利人口的大量损失，但并非无法恢复。造成人口损失的原因，既有蒙古军队的直接军事活动，也有战后的饥荒等灾害。此外，蒙古入侵对匈牙利各地的影响不一，对多瑙河以东地区影响较大，对多瑙河以西地区影响较小。
蒙古入侵与匈牙利封建社会的转型
蒙古入侵对中世纪匈牙利封建社会的长时段影响，是本领域内的又一重大争论。从13世纪下半叶起，匈牙利出现一系列的转型现象：城堡的大量出现、地方贵族的兴起和王权走向衰弱、城市特权被大量授予、大量移民涌入以及边疆社会的形成。学者们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蒙古入侵是否造成了中世纪匈牙利历史发展的断裂？中世纪晚期匈牙利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转型，是蒙古入侵的结果，还是1241年前匈牙利历史发展的延续？
主张断裂说的学者主要有埃里克·富格迪和耶诺·苏驰。富格迪系统研究了中世纪匈牙利的城堡修建和社会变迁。他指出在蒙古入侵过程中，受影响较小的地区（如外多瑙河流域），正是城堡防御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蒙古军队撤退后，贝拉四世汲取的最大教训就是要在全国修筑大量的城堡防御设施，以防范蒙古军队再度来袭。为此，他放弃了王室对城堡建设的垄断权，授予地方贵族和城市市民大量的自治特权，换取对方履行修筑城堡和增设城墙的义务。据富格迪统计，在贝拉四世统治后期（1242～1270年），匈牙利共修建了55座新城堡；而到了1330年，总共修建了超过220座城堡。在富格迪看来，地方自治特权和私属城堡的结合，为匈牙利领土型领主权（territorial lordship）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到了13世纪晚期，匈牙利出现了王权衰弱和地方贵族林立的无政府状态。[55]耶诺·苏驰的遗著《最后的阿帕德国王们》是研究13世纪后半期匈牙利史最重要的著作。苏驰指出，蒙古军队撤退后，贝拉四世进行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彻底改变了匈牙利社会的结构和组织方式。这些措施包括：1.放弃了继位初期实行的中央集权政策，重新回到了安德拉什二世（András II，1205～1235年在位）时期的土地分封政策，以换取教俗领主的效忠以及履行修建城堡和提供军队的义务；2.大规模地授予城市自治特权；3.重新邀请库曼人回匈牙利定居，利用其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防范蒙古军队的再度来袭；4.邀请西欧移民前往匈牙利，开垦新土地和开采新矿藏，并填补蒙古入侵所造成的人口损失。苏驰同样认为军事改革、私属城堡的大量修建以及教俗大地产的扩张，为13世纪晚期寡头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基础。[56]主张延续说的代表性学者是帕尔·恩格尔（PálEnge l，1938～2001）。恩格尔认为蒙古入侵作为催化剂加速了从安德拉什二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的社会转型，蒙古入侵并不是匈牙利封建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但他也同时强调，蒙古入侵对匈牙利东部地区的影响要更为持久而深远，体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改变了该地区的定居模式，即便是在今天，仍可从本地区的行政单位管辖着广袤的领土之中见到端倪；二是蒙古入侵对耕作农业造成的破坏，为本地区畜牧业在中世纪晚期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三是蒙古军队攻占基辅，造成了东欧东西向贸易路线的崩溃，使得原本依赖于贸易的匈牙利东部市镇走向了衰落。[57]
近年来，学者们在13世纪匈牙利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进展，让我们能更好地审视1241～1242年前后匈牙利的社会变迁。目前，越来越来多的学者同意，蒙古入侵作为催化剂加速了匈牙利历史发展的进程，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发展方向。政治史方面，佐尔多什挑战了贝拉四世及其改革在中世纪匈牙利史中的独特地位的叙事。他认为，13世纪晚期的大领主中有不少是支持阿帕德国王的，大贵族的兴起并不意味着王权的衰微；而继阿帕德王朝统治匈牙利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的安茹王朝国王卡洛伊一世（Károly I，1308～1342年在位），取得成功的秘诀恰恰在于部分实行了晚期阿帕德国王的政策。[58]伊万·贝腾尼（Iván Bertényi）和拉斯洛·森德（László Szende）研究了蒙古军队撤退后匈牙利的外交政策。他们指出，贝拉四世整军备战、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扩张政策，这些军事行动从侧面上证明了蒙古军队对匈牙利的破坏并没有捷尔费等学者认为的那样严重。[59]城市史方面，卡塔琳·森德（Katalin Szende）指出，13世纪后半期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新建立的市镇和定居点，并不限于遭受蒙古军队严重破坏的区域，它们是自1220年代以来的王室政策的延续。[60]英国学者马汀·拉迪是研究中世纪匈牙利贵族史的专家。他指出蒙古军队的破坏及之后的饥荒和瘟疫，为匈牙利的社会阶层流动和土地流转提供了额外的机会，特别是缩小了王室扈从（Servientes）与大贵族之间的差距。[61]贸易史方面，巴拉兹·纳吉（Balázs Nagy）认为蒙古入侵只是13世纪匈牙利贸易关系转型的一个外部因素。从13世纪后半期起，匈牙利进出口大量增加，与西欧贸易关系愈加密切，根本原因在于，匈牙利贵金属矿的开采和大平原养牛业的发展，提高了匈牙利的购买力，也提供了有竞争优势的出口品。外因方面，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和1240年蒙古军队占领基辅，使得匈牙利失去了东边两个最重要的贸易对象，导致了匈牙利贸易路线的变化。[62]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匈牙利裔学者诺拉·贝伦德(Nora Berend）认为中世纪的匈牙利是典型的边疆社会（frontiersociety）。她指出，蒙古入侵结束后，在贝拉四世的推动下，匈牙利形成了自己的边疆意识形态，将自身视为基督教世界抵抗蛮族入侵的门户，这一话语是15、16世纪中东欧国家围绕抵抗奥斯曼帝国入侵所形成的基督教世界的堡垒(Bulwark of Christendom)观念的先声。[63]
考古发掘状况
除历史学家外，匈牙利的考古学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蒙古远征匈牙利史的研究之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拉斯诺夫斯基所言，是匈牙利高速公路建设所带来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增多。[64]早在2003年，拉斯诺夫斯基就指出，蒙古入侵匈牙利时期的考古工作在未来可以开展的几个方向：对穆希之战古战场遗址的战场考古、对蒙古入侵留下的废墟遗迹的考古、对蒙古入侵时期的金币窖藏的考古、对匈牙利乡村聚落形态变迁的考古、对中世纪匈牙利城堡的考古、对蒙古入侵前后移居匈牙利的部族（特别是库曼人）的定居过程的考古、物质文化与考古学以及运用考古发掘材料研究历史学问题。[65]拉斯诺夫斯基提出的研究路径，已经被他本人和他的同事们所践行。[66]
2005～2006年，匈牙利M43号高速公路建设期间，久尔吉·久拉什（Gyöngyi Gulyás）在今佩斯州附近的采格莱德（Cegléd）的一个村庄发掘了一处人骸遗址。一位女性和两个孩童躲在了家中的炉灶之中，很可能是被活活烧死。通过对一枚散落在其中一位孩童附近的钱币进行定年，久拉得出他们死于蒙古入侵期间，这个村庄定居点也就此被遗弃，原先的居民再也没有回来。[67]在2010～2013年间，萨博弛·罗斯塔（Szabolcs Rosta）组织发掘了位于匈牙利大平原中部巴奇—基什孔州(Bács-Kiskun)的彼得修道院遗址。这处修道院及其附近区域，在蒙古入侵时期被完全摧毁，直到14世纪上半叶才被重建。根据罗斯塔的研究，该地的人口死亡率超过了90%，远远高过捷尔费所估计的75%。此外，在修道院周边的壕沟里还发现了不少遗骸和武器，证明了修道院僧侣和附近居民曾利用该据点进行抵抗。[68]
与蒙古远征匈牙利相关的另一类考古发现，则是该时期的大量财宝窖藏。出土物中多为钱币，也有珠宝，或者兼而有之。蒙古入侵期间，人们在慌乱之中把贵重财物埋在了地下。出于一些原因，诸如财物主人在随后死于战事，或者作为俘虏或者难民被迫迁往其他地方，抑或在蒙古撤军后回到了原来的住处、却因为地貌变迁或者忘记了埋藏的地点，而未能寻回埋藏的财物，大量的财宝窖藏由此形成。近年来，匈牙利金币窖藏的大量发现与金属探测器在该国考古发掘活动中的推广密切相关。久尔吉·塞凯伊（György V.Székely）是较早对蒙古入侵期间匈牙利的钱币窖藏进行研究的学者。在1994年发表的对晚期阿帕德王朝出土钱币的研究中，塞凯伊指出匈牙利有超过150处钱币窖藏遗址与蒙古入侵相关。[69]在随后的研究中，塞凯伊进一步指出，虽然这些窖藏的钱币总量巨大，但并未对随后匈牙利的货币发行产生根本性影响，蒙古入侵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匈牙利的财政结构。[70]2007年，匈牙利国家博物馆举行了题为蒙古入侵：1241～1242年的专题展览，查巴·托特（Csaba Tóth）受邀撰写了有关财宝窖藏的导览。不同于塞凯伊的估算，托特指出匈牙利全国有87处财宝窖藏与蒙古入侵直接相关，窖藏大多集中分布在多瑙河以东地区，与蒙古军事活动在该地区的密集程度相吻合。[71]2015年，玛丽亚·瓦尔加（Mária Vargha）出版了题为《钱币窖藏、陪葬品和珠宝：蒙古入侵中东欧时期的窖藏和墓葬之中的物品》的专著，她指出这些财宝窖藏为我们复原蒙古军队的进军线路，分析蒙古入侵在空间上的影响分布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瓦尔加也谨慎地指出，窖藏集中分布在多瑙河以东地区，当然与蒙古军队在该地区密集的军事活动相关，但也说明当地居民事先收到了蒙古军队来袭的消息，因而有足够时间埋藏宝物。同理，造成窖藏在多瑙河以西地区分布较少的原因，也可能是，匈牙利居民未料到蒙古军队会渡河进攻，或者说蒙古军队进行了突袭，没有给他们留下埋藏宝物的时间。[72]最近的一项重大发现，则是2017年在佩斯州的亚斯考劳耶诺（Jászkarajenő）发现的财宝窖藏，有多达173枚钱币出土。其中的83枚，铸造和发行时间处于1200~1241年间。[73]
有关穆希之战古战场遗址的考古发掘，目前正在拉斯诺夫斯基和纳吉等学者的带领下紧锣密鼓地展开。[74]玛丽亚·伍尔夫(Maria Wolf)是最早开展蒙古入侵期间的匈牙利考古工作的学者。在1993～1996年匈牙利M3号高速公路的建设期间，她在穆希附近的海约凯赖斯图尔(Hejőkeresztúr)发掘了一处村庄遗址，其中有部分制作精良的高档长剑和盔甲出土。根据伍尔夫的研究，它们很有可能属于贝拉四世的弟弟卡尔曼王子(Kálmán，1208～1241)。卡尔曼在穆希之战中负伤，并在不久后死去，这处村庄很有可能就是卡尔曼撤退时驻足的地点。[75]托马斯·普斯塔伊(Tamás Pusztai)在战场附近的定居点发掘了两处墓葬遗址。一处遗骸的腰带上挂有刀鞘，身旁有一根铁质的八角形的狼牙棒，另一具遗骸附近出土了一副马缰和八枚定年在1235～1241年的钱币。普斯塔伊认为这根狼牙棒的形制颇有内亚风格，很可能来自蒙古军队一方，而这两具遗骸应当就是穆希之战中的阵亡士兵。[76]穆希之战古遗址的最新的考古动态是，匈牙利考古队在绍约河流域进行了水文考古工作，试图通过综合运用历史水文资料、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考古等技术手段，绘制绍约河历史河道的变化，以进一步确认古战场遗址的位置。[77]
综上所述，历史学家、考古学和环境史家的跨学科合作，已经在穆希之战、蒙古军队撤退的原因、匈牙利的人口损失评估和匈牙利封建社会的转型等问题上取得了不少成果。另一个可以寻求突破的路径，则是研究视阈的扩宽，即需要将蒙古远征匈牙利和中欧置于整个蒙古帝国欧亚大陆扩张史的背景下考察。在这方面尤其需要蒙古帝国史研究界和中世纪中东欧史研究界的合作。目前，匈牙利罗兰大学的巴拉兹·纳吉教授正在负责一项为期四年、题为欧亚背景下的蒙古入侵匈牙利研究的大型研究项目（2018～2022）。纳吉教授组建起了一支多学科的研究团队，其中既有研究中世纪中东欧史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环境地理学家，也不乏该国在世界享有盛誉的突厥—蒙古学方面的专家和学者。[78]希望随着项目的推进，能为学术界提供更多的新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走向另一个极端。蒙古帝国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需要在解读多语种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考虑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空环境以及关联与否、将多语种史料进行简单的罗列和堆叠，而要分别分析各自史料的史源和史家的书写意图。此外，也要防止进行过度诠释和过度推论，基于蒙古远征中欧史研究得出的结论，放之整个蒙古帝国史未必都适用。
注释
[1]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了巴拉兹·纳吉（BalázsNagy）、约瑟夫·拉斯诺夫斯基（József Laszlovszky）、卡塔琳·森德（KatalinSzende）三位教授的指点，以及斯蒂芬·保（StephenPow）博士的帮助，两位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亦让文章得以充实和提高，谨此一并鸣谢。文中的疏漏和谬误，概由笔者独自承担。
[2]在匈牙利语中，1241～1242年蒙古军队在匈牙利的军事活动被称为Tatárjárás，直译即为鞑靼行军。在英语学术界，该词通常被对译为蒙古入侵（Mongolinvasion），也不乏译成蒙古征服（Mongolconquest）的现象。考虑到中文学术界的惯例，在本文中笔者将基于语境灵活使用蒙古入侵和蒙古远征的译法。
[3]国内蒙古帝国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有：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徐良利：《伊儿汗国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十三四世纪蒙古人在西亚统治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邱轶皓：《蒙古帝国视野下的元史与东西文化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金帐汗国史方面，目前国内尚无专著问世，译著方面有：〔苏〕鲍里斯·格列科夫，亚历山大·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张沪华校：《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初版、2021年再版。此外，陈弘法为国内译介了一批俄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俄〕马·伊·戈尔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二十世纪50~90年代中期》，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年；〔俄〕皮库林等：《蒙古西征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年；〔俄〕马·伊·戈尔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纪~二十世纪中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
[4]有关长子西征的决策背景，参见：刘迎胜：《拔都西征决策讨论及相关问题》，《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176～184页。有关蒙古远征匈牙利的历史事件概况，参见：PeterJackson，TheMongols and the West，1221-1410，London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p.58-85；MartynRady，TheMongol Invasion of Hungary，MedievalWorld，1991，ppg.39-46；IstvánZimonyi，TheMongol Campaigns Against Eastern Europe，inVictor Spinei (ed.)，MedievalNomads in Eastern Europe：CollectedStudies of IstvánZimonyi，Bucharest：EdituraAcademiei Române，2014，pp.325-352.
[5]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中国的《元史·速不台传》，中欧方面，教士罗杰的《为鞑靼人摧毁的匈牙利王国之挽歌》和斯普利特主教托马斯的《索林和斯普利特主教史》中，均有关于穆希之战的记载。德国学者汉斯格特·戈肯扬和美国学者詹姆斯·斯威尼共同编译了蒙古远征中欧期间的拉丁语史料，参见：HansgerdGöckenjan and James R.Sweeney(ed.)，DerMongolensturm：Berichtevon Augenzeugen und Zeitgenossen 1235-1250，Köln：VerlagStyria，1985。有关莱格尼察之战的讨论，则可参见：UllrichSchmilewski (ed.)，Wahlstatt 1241：Beiträgezur Mongolenschlacht bei Liegnitz und zu ihrenNachwirkungen，Würzburg：Bergstadtverlag，1991。
[6]Juvaini，GenghisKhan：The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trans.J.A.Boyle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y by DavidO.Morgan，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 Press，1997，p.270.
[7]参见：Rashīdal-DīnṬabīb，Jamit-Tawarikh：Compendiumof Chronicles.A History of the Mongols，PartII，trans.W.M.Thackston，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99，pp.325-326。在余大钧等人依据俄译本转译的《史集》中译本中，昔班报告的匈牙利的军队人数比蒙古军队多一倍，参见：〔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2页。
[8]Pozsonyi Krónika (Részlet)，inNagy Balázs(ed.)，Tatárjárás，Budapest：OsirisKiadó，2003，p.210.
[9]转引自GustavStrakosch-Grassmann，DerEinfall der Mongolen in Mitteleuropa in den Jahren 1241 und1242，Innsbruck：WagnerscheVerlag，1893，p.183.
[10]Pauler Gyula，Asajómezei csata 1241 april 11，HadtörténelmiKözlemények，6.1，1893，p.10.
[11]Pintér János Zsolt，Tatárokés Magyarok (1241-1242)，HadtörténelmiKözlemények，118.3，2005，pp.663-667.
[12]19世纪匈牙利的历史学家们多持这种观点，参见：BorosyAndrás，Történetíróka tatárjárásról，HadtörténelmiKözlemények，104.1，1991，pp.3-21；reprintedin Nagy Balázs (ed.)，Tatárjárás，pp.406-421.
[13]Veszprémy László,Újabb szempontok a tatárjárástörténetéhez，Iskolakultúra，4.15/16，1994，pp.28-35；reprintedin Nagy Baláázs(ed.)，Tatárjárás，pp.384-394；JánosB.Szabó，TheHungarian View of the Battle of Muhi (April 11，1241)：ANew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s，GoldenHorde Review，8.2，2020，pp.243-257.
[14]János B.Szabó，TheHungarian View of the Battle of Muhi (April 11，1241)：ANew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ographic Traditions，p.248.
[15]János B.Szabó，TheHungarian View of the Battle of Muhi (April 11，1241)：ANew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ographicTraditions，p.248.有关轻骑兵在中世纪匈牙利军事活动中的使用，参见：B.SzabóJános，Aközépkor magyarországi könnyűlovasságaX-XVI.század，Budapest：Attraktor，2017。
[16]Zsoldos Attila，Akirályi várszervezetés a tatárjárás，HadtörténelmiKözlemények，104.1，1991，pp.45-74；reprintedin Nagy Balázs(ed.)，Tatárjárás，pp.519-544.
[17]Juvaini，GenghisKhan：The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p.270；Thomasof Split，Historyof the Bishops，trans.DamirKarbić，OlgaPerić，andJames Ross Sweeney，Budapest：Central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06，pp.262-263.
[18]Stephen Pow and József Laszlovszky，FindingBatusHill at Muhi：RebelliousTerritory and Submissive Territory，Earthand Heaven for a Mongol Prince on the Eve of Battle，HungarianHistorical Review，8.2，2019，pp.261-289.
[19]Greg S.Rogers，AnExamination of HistoriansExplanations for the Mongol Withdrawal from East CentralEurope，EastEuropean Quarterly，30.1，1996，pp.3-26.
[20]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A.Vanden Wyngaert (ed.)，SinicaFranciscana，Vol.1：Itineraet Relationes Fratrum Minorum saeculi XIII etXIV，Florence，1929，p.95，Debebantenim procedere pugnando XXX annis，sedinterfectus fuit tunc Imperator veneno，etpropter hoc quieverunt a preliis usque nunc.
[21]René Grousset，L’Empiredes Steppes：Attila，Gengis-Khan，Tamerlan Paris：EditionsPayot，1939，p.333；GeorgeVernadsky，TheMongols and Russia，NewHaven：YaleUniversity Press，1953，pp.57-58；JosephFletcher，TheMongols：Ecologicaland Social Perspectives，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6，1986，pp.45-46.
[22]J.J.Saunders，TheHistory of the Mongol Conquests，Philadelphia：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 Press，1971，pp.87-88；DavidMorgan，TheMongols，Cambridge，Mass.：Blackwell，1986，p.140；TimothyMay，The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London：ReaktionBooks，2012，p.48.
[23]Stephen G.Haw，TheDeaths of Two Khaghans：AComparison of Events in 1242 and 1260，Bulletin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Studies，76，2013，pp.361-371.
[24]Denis Sinor，TheMongols in West，Journalof AsianHistory，33.1，1999，pp.18-19；〔美〕丹尼斯·塞诺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第282页。
[25]Stephen Pow，MongolInroads into Hungar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InvestigatingSome Unexplored Avenues，inAlexander V.Maiorov and Roman Hautala (eds.)，The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Mongols and Central-EasternEurope.London：Routledge，2021，pp.109-115.
[26]József Laszlovszky，StephenPow，BeatrixF.Romhányi，LászlóFerenczi，andZsolt Pinke，Contextualizingthe Mongol Invasion of Hungary in 1241-42：Short-andLong-Term Perspectives，HungarianHistorical Review，7.3，2018，p.430.
[27]Stephen Pow，DeepDitches and Well-built Walls：AReappraisal of the Mongol Withdrawal from Europe in 1242，MAthesis，Calgary：Universityof Calgary，2012，Abstract.
[28]Master Roger’sEpistle to the Sorrowful Lament up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Kingdomof Hungary by the Tatars，trans.JánosBak and Martyn Rady，Budapest：Central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10，pp.218-219.
[29]Greg S.Rogers，AnExamination of Historians’Explanations for the Mongol Withdrawal from East CentralEurope，pp.12-14；PeterJackson，TheMongols and the West，1221-1410，p.73.
[30]Denis Sinor，Horseand Pastu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OriensExtremus，19.1/2，1972，pp.181-182；〔美〕丹尼斯·塞诺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117～118页。
[31]Denis Sinor，TheMongols inWest，pp.19-20；〔美〕丹尼斯·塞诺著；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282～284页。
[32]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也在气候环境与蒙古西征的关系问题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吴文祥等学者重建了蒙古西征前欧亚大陆东部的气候数据，他们指出蒙古西征并非干旱或和降温事件所触发，相反，当时温暖而湿润的气候环境为蒙古西征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参见：吴文祥，全胜，郑景云，周扬，胡莹：《气候变化因素在蒙古西征中的可能作用研究》，《第四纪研究》2009年第4期，第724～732页。
[33]Ulf Büntgen & Nicola Di Cosmo，Climatic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the Mongol Withdrawal from Hungary in1242 CE，ScientificReports .25606，2016.https：//doi.org/10.1038/srep25606(访问日期2020/12/1).
[34]Zsolt Pinke，LászlóFerenczi，BeatrixF.Romhányi，JózsefLaszlovszky，andStephen Pow，Climateof Doubt：ARe-evaluation of Büntgen and Di Cosmo’sEnvironmental Hypothesis for the Mongol Withdrawal from Hungary，1242CE，ScientificReports7.12695，2017.https：//doi.org/10.1038/s41598-017-12128-6(访问日期2020/12/1).
[35]Ulf Büntgen and Nicola Di Cosmo，Replayto ‘Climate of Doubt：ARe-evaluation of Büntgen and Di Cosmo’sEnvironmental Hypothesis for the Mongol Withdrawal from Hungary，1242CE’，ScientificReports7.12696，2017.https：//doi.org/10.1038/s41598-017-12126-8(访问日期2020/12/1).
[36]Stephen Pow.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Limiting Factors inthe Mongol Empire’sWestward Expansion：ExploringCauses for the Mongol Withdrawal from Hungary in 1242，inLiang Emlyn Yang，Hans-RudolfBork，XiuqiFang，andSteffen Mischke (eds.)，Socio-EnvironmentalDynamics along the Historical SilkRoad.Springer，2019，p.317.
[37]Peter Jackson，TheMongols and the West，1221-1410，p.74.
[38]József Laszlovszky，etal.，Contextualizingthe Mongol Invasion of Hungary in 1241-42：Short-andLong-Term Perspectives，p.442.
[39]Attila Gyucha，WayneE.Lee，andZoltán Rózsa，TheMongol Campaign in Hungary，1241-1242：The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Nomadic Conquest andMassacre，Journalof Military History 83，2019，pp.1065-1066.
[40]Greg S.Rogers，AnExamination of Historians’ Explanations for the Mongol Withdrawalfrom East Central Europe，p.14.
[41]Tamás Faragó，HistoricalDemography in Hungary：AHistory of Research，Budapest：DemographicResearch Institute of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Office，2012，pp.14-18.
[42]Györffy György，Magyarországnépessége a honfoglalástól a XIV század közepéig，inKovacsics József (ed.)，Magyarországtörténeti demográfiája：Magyarországnépesedése a honfoglalástól 1949-ig，Budapest：Közgazdaságiés Jogi Könyvkiadó，1963，pp.53-58.
[43]阿帕德王朝（Árpáddynasty）是中世纪匈牙利王国的第一个王朝，统治时间从1000年到1301年。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为四卷本的《阿帕德王朝时期匈牙利的历史地理学》，参见：GyörffyGyörgy(ed.)，AzÁrpád-kori Magyarország történeti földrajzaI-IV，Budapest：AkadémiaiKiadó，1963-1998.
[44]Györffy György，Magyarországnépessége a honfoglalástól a XIV századközepéig，pp.53-58；reprintedin Nagy Balázs (ed.)，Tatárjárás，pp.487-492.
[45]Szabó István，A falurendszer kialakulása Magyarországon：X-XVszázad，Budapest：AkadémiaiKiadó，1971，pp.174-181；reprintedin Nagy Balázs (ed.)，Tatárjárás，pp.493-497.
[46]Fügedi Erik，Aközépkori Magyarország történeti demográfiája，KSHNépességtudományi Kutató Intézet Történeti DemográfiaiFüzetek，10，1992，pp.24-25；reprintedin Nagy Balázs (ed.)，Tatárjárás，pp.498-499.
[47]Szűcs Jenő，Azutolsó Árpádok，Budapest：OsirisKiadó，2002，pp.13-16；reprintedin Nagy Balázs (ed.)，Tatárjárás，pp.508-511.
[48]Gyula Kristó，MagyarországLélekszáma az Árpád-korban，inKovacsics József (ed.)，MagyarországTörténeti Demográfiája (896-1995)，Budapest：KözpontiStatisztikai Hivatal，1997，pp.42-95；reprintedin Nagy Balázs (ed.)，Tatárjárás，pp.499-505.
[49]Andrea Kiss，WeatherEvents during the First Tatar Invasion in Hungary(1241-42)，ActaGeographica UniversitatisSzegediensis，37，2000，pp.149-156；Weatherand Weather-Related Natural Hazards in Medieval HungaryII：DocumentaryEvidence on the 13th Century，MediumAevum Quotidianum，68，2014，pp.5-46.
[50]Zsolt Pinke，etal.，Zonal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Driven Settlement Abandonment in theTrans-Tisza Region during the Early Phase of the Little IceAge，QuaternaryScience Reviews，157，2017，pp.9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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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Balázs Nagy，ForeignTrade of Medieval Hungary，inJózsef Laszlovszky，BalázsNagy，PéterSzabó，andAndrás Vadas (eds.)，TheEconomy of Medieval Hungary，pp.47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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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Laszlovszky József，Amagyarországi tatárjárás régészeti emlékei-Autópálya-építésés régészeti kutatás，MagyarRégészet，Spring2012，pp.1-3.
[65]Laszlovszky József，Tatárjárásés régészet，inNagy Balázs (ed.)，Tatárjárás，pp.453-468.
[66]有关蒙古入侵匈牙利时期的考古发掘概况，亦可参见：MariaVargha，‘SwordsDrunk with the Blood of the Slain’ (GH，Mag.Rogerii…，p.211).Tracesof Destruction.The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Mongol Invasion ofHungary，ActaArchaeologica Carpathica，52，2017，pp.235-258；WolfMária，Régészetiadatok a tatárjárás történetéhez，Archaeologiai Értesítő，143，2018，pp.117-150.
[67]Gulyás Gyöngyi，Egyelpusztult falu Cegléd határában (Pest M.)，inRitoók Ágnes-Garam Éva (ed.)，Atatárjárás 1241-42：kiállítása Magyar Nemzeti Múzeumban，Budapest：MagyarNemzeti Múzeum，2007：52-53；Egyelpusztult tatárjáráskori ház Cegléd határában，inRosta Szabolcs and V.Székely György (eds.)，CarmenMiserabile：Atatárjárás magyarországi emlékei Tanulmányok Pálóczi HorváthAndrás 70.születésnapja tiszteletére，Kecskemét：KatonaJózsef Múzeum，2014，pp.29-56.
[68]Rosta Szabolcs，Pétermonostorapusztulása，in Carmen Miserabile：193-230；Egyúj lehetőség kapujában-tatárjáráskori védművek aKiskunságban，inDóra Mérai et al.(eds.)，Geniusloci：Laszlovszky60. Budapest：Archaeolingua，2018，pp.186-192.
[69]V.Székely György，Megjegyzéseka késő Árpád-kori éremleletek keltezéséhez，inNagy Ádám (ed.)，Anumizmatika és a Társtudományok.Szeged：MóraFerenc Múzeum，1994，pp.115-124.
[70]V.Székely György，Tatárjárásés numizmatika：Egytörténelmi katasztrófa pénzforgalmi aspektusai，in Carmen Miserabile，pp.331-346.
[71]Tóth Csaba，Atatárjárás korának pénzekkel keltezett kincsleletei，inA tatárjárás 1241-42，pp.79-90.
[72]Mária Vargha，Hoards，GraveGoods，Jewellery：Objectsin Hoards and in Burial Contexts during the Mongol Invasion ofCentral-Eastern Europe，Oxford：Archaeopress，2015，pp.22-23.
[73]Rácz Tibor and Nagy Balázs，Tatárjáráskori kincslelet Jászkarajenőről，in Genius loci：Laszlovszky60，pp.258-266.
[74]参见：JózsefLaszlovszky，StephenPow，and TamásPusztai，Reconstructingthe Battle of Muhi and the Mongol Invasion of Hungary in1241，HungarianArchaeology，2016Winter，pp.29-38。
[75]Wolf Mária，Hejőkeresztúr-Vizekköze.Árpád-koritelepülés a XI-XII.Századból，inPál Raczky，TiborKovács，andAlexandra Andres (eds.)，Utaka múltba.Az M3-as autópálya régészetileletmentései，Budapest：MagyarNemzeti Múzeum，1997，pp.195-197；Hejőkeresztúr-Vizekköze(Borsod-Abaúj-Zemplén M.) -Tatárjárás idején elpusztulttelepülés，in A tatárjárás 1241-42，pp.44-46；Régészetiadatok a muhi csata történetéhez，in Carmen Miserabile，pp.75-76.
[76]Pusztai Tamás，Buzogánnyal，tarsollyalés késtok-merevítővel eltemetett halott a muhi csatából，in Carmen Miserabile，pp.141-150.
[77]János B.Szabó，JózsefLaszlovszky，BalázsNagy，andDorottya Uhrin，NewResults Regarding the Mongol Invasion of Hungary and Its EurasianContext (2020)，Annualof Medieval Studies at CEU，27，2021，pp.276-277.
[78]有关该项目的中期执行状况，参见：JánosB.Szabó，JózsefLaszlovszky，BalázsNagy，andDorottya Uhrin，TheMongol Invasion of Hungary (1241-42) and Its EurasianContext：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 Project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Research，Developmentand Innovation Office (2018-2022)，Annualof Medieval Studies atCE
U，26，2020，pp.223-233。更多学术信息，可以访问该研究项目的网站：http：//tatarjaras1241.elte.hu/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访问学者
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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