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检视从1978年到2011年日本的对华政策：日本作为中国崛起的接纳者
作者：叶必扬（Björn Jerdén）, 瑞典中国中心主任（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er）；Linus Hagström，瑞典国防大学政治学教授,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来源：Björn Jerdén and Linus Hagström, Rethinking Japans China Policy: Japan as an Accommodator in the Rise of China, 1978–2011,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12, No. 2, 2012, pp. 215–250.
导读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数十年，双边贸易往来和社会文化互动不断增多，但与此同时，双方的关系日渐紧张，例如小泉纯一郎在任时参拜靖国神社就曾导致当时双边关系跌落谷底。对此许多学者将日本这一系列对华动作解释为对中国崛起的制衡（balance）、遏制（contain）、制约（constrain）。比如肯尼思·华尔兹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将发展核威慑能力并升级常规军事能力；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日本害怕中国崛起，也因此终将加入美国的对华同盟。但与这些论述相对，一些学者如康灿雄认为制衡一词不应该成为分析东亚区域关系的默认选项。本文作者认为， 支持制衡论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独立于日本发生的现象，而日本只能以制衡这一种方式作出回应，但这种论述有可能低估了日本在中国崛起中的发挥的促进作用。
本文回顾了认为日本会制衡崛起中国的有关文献，分析了中国的大战略，接着列举并讨论在内部统一、融入国际社会、和平崛起等三个子类别上日本与中国合作的案例来反驳这一论点。作者认为日本在更大程度上是接纳（accommodate）而非制衡（balance against）崛起的中国，甚至日本在客观上助力了中国的崛起。作者观点新颖，但不否认高位政治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对华政策，例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复杂化日本的对华政策。但作者更偏好的解释是，日本的对华政策反映了其对冲（hedge）的思维。受美国局限，日本需要防范中国对区域安全的影响；但同时，日本又因为经济因素需要与中国合作。
本文在2012年回顾日本过去三十年的对华政策，他们的部分观点或许不再具有时效性，东亚局势在过去十年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例如中日国力差距的显著扩大削弱了日本仅凭自身实力就可以制衡中国的论述，又比如中国在领土主权战略上相较过去更强调积极有为，美国东亚政策从奥巴马后期重返亚太、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战以及拜登时期强调的竞合以及对华战略的范式转变等等。
但本文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详细分析以及新颖的观点有助于理解日本整体对华政策所呈现的对冲思维，这对理解日本外交政策所呈现的商人特质和吉田茂主义的印记颇有助益。日本对华政策的思维也有助于理解当下学界仍在争论的东亚各国对中国崛起会采取制衡还是扈从策略，以及现实主义为什么无法解释日本面对中国崛起却未走上重新武装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者也表示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接纳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结果而非有意为之，但缺少对日本大战略及利益的着墨，例如并未提到日本对华援助仅10%为无偿援助，且大多数援助是以中国贷款购买日本技术和产品的形式完成的，这淡化了经济需求在影响日本选择对冲策略上的重要性。
崛起大国与大战略
大国崛起的方式各有不同，因此需要借助目标转型（purpose transition）这一概念来理解不同大国崛起方式，即权力虽然对转型不可或缺，但权力并不决定目标，也不能假定权力能影响一国崛起的轨迹。例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六七十年代和平主义的日本有不同的大战略，外部反应也随之不同。
大战略指的是一系列集体共有的关于如何运用、组合、强化军民能力来追寻长期战略利益的观念。大战略影响一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但不仅限于外交政策，因为大战略也与国内政策相交织。大战略规划了核心利益，也是不同行为者之间权衡的结果。认为日本需要制衡中国的想法根植于东京认为中国的崛起，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的大战略，本质上具有威胁性。因此，中国的大战略成为评估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的绝佳背景。
传统认为日本对中国崛起采用制衡（balancing）和遏制（containment）战略。制衡指一国在冲突中反对较强或是更有威胁性的一方，即日本通过调动国内资源以及与他国结盟来制衡中国。遏制指有意维持均势，阻挡大国的扩张，传统上认为是在权力斗争中与较弱的一方结盟制衡较强的一方。但由于美国才是对东亚最大的威胁，遏制战略的施动者应该是美国而非日本，所以声称日本与美国一起遏制中国是说不通的，日本对华政策更像是制衡而非遏制。
一般认为接纳一国崛起是帮助其变得更为强大，但本文认为日本接纳中国的崛起并非有意为之的战略，而是日本不同对华政策的结果。
中国的大战略：恢复中国的大国地位
二战结束后中国的大战略就是终结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的屈辱，恢复中国过去的地位，即国际关系术语定义的大国地位。中国这一大战略从未改变，但1978年后中国的方法主要是融入国际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拥有资本、技术、管理方式、国际组织领导权等等中国恢复大国地位所需的能力，中国需要借助西方国家来实现发展和现代化。
1978年至2011年间中国的大战略不断修整，但并未形成新的大战略。中国的大战略又可分为三个子类，即内部统一、融入国际社会以谋求经济发展、和平崛起，其中每个子类又有三个指标，具体如下图所示。
内部统一
领土完整
即使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领土问题上也从未妥协过，只是搁置当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日本涉及的台湾问题上，1972年的中日建交联合声明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代表，并理解和尊重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本再一次重申这一点。
日本在部分政策上一直遵循这一政策，但某些行为仍差强人意。例如2005年日本表达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行为被认为是将台海问题纳入日美安保同盟中。在钓鱼岛争端上，中国当时的策略是搁置争议，日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例如禁止日本公民踏入钓鱼岛。但另一方面，日本国会议员时常访问钓鱼岛，甚至在2010年9月日本逮捕了进入该海域的中国渔船船长。
总体而言，日本在涉及中国领土问题上的政策是混合的。一方面日本基本尊重中国在钓鱼岛和台湾的主权，但另一方面，日本也批评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上的政策。
国家主权
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上面临更多挑战。外国常与逃亡国外的边疆地区分裂分子联络，并打反华牌，例如政府领袖会见这些分裂分子的领袖。日本虽然也曾颁发签证给这些人，但在他们往往保持克制。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例如野田佳彦曾在分裂势力领袖到访日本期间会见他。
不过相比西方国家在中国主权问题上的举动，日本相对尊重中国国家主权。即使在反华势力和日本国内的施压下，日本政府至少在2011年以前一直避免政治化中国主权问题。日本在国家主权上是强烈顺应中国的。
政权合法性
所谓政权合法性问题即西方阵营常在人权和政治体制问题上批评中国政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西方国家认为接触（engagement）政策可以让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使得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但之后，西方对华投资锐减。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国需要修补对外关系，因此呼吁外国不要在人权议题上置喙。
日本当时在此议题上与西方国家不同调。日本缺席当年七国集团制裁中国的会议，在同年成立了日本日中投资促进机构（Japan-China Investment Promotion Organization）。由于日本过去长期在对华人权议题上与西方国家不同调，还曾被设立在美国的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评价为极度不情愿对华提及人权问题。因此，日本在政权合法性议题上也是强烈顺应中国的。
融入国际社会以谋求经济发展
贸易
从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为扩大对外贸易额，中国政府需要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而日本一直在这一点上接纳中国的利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1978到2009年间，日本在中国的贸易总额中占据了13.8%的份额。日本作为中国产品的市场，也对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中国提供了帮助。1999年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华期间也签署了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谈判的联合新闻公报》，表明两国已实质性结束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全部双边谈判。总体而言，日本在贸易上顺应中国的大战略。
外商直接投资
对中国来说，开放外商直接投资有两重目标：通过出口导向经济赚取外汇、引进外国技术。中日两国在八十年代就外商投资进行协商，并最终在1989年签订《中日双边投资协定》（Japan-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日本对华投资在九十年代稳健增长，但中期又开始萎缩。直至进入21世纪，日本对华投资额迅速增长，虽然此时其对华政策正处于冰河期，但当时日本对华投资总额要超过其对其他国家投资总额。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经由港台地区输往大陆的投资并未计入此处。总而言之，东京的官方政策使得日本成为1978年以来中国的主要外国投资者之一，在很长时间之内，东京的政策与北京的利益保持着紧密的对应关系。由此可见，日本在外商直接投资上对华援助意愿很强烈。
外国援助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所接受的外国援助相比于国内生产总值只占极少比例，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逐渐停止接受外国援助，因此外国援助只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初期起到作用。邓小平1978年访日后，日本开始对华日元贷款，由于贷款条件优惠，这些款项符合日本政府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ODA）的标准。根据经合组织数据，从1978到2009年间，中国总计收到的政府发展援助有40%来自日本，因此日本也是当时对华援助最多的国家。
另一方面，中日双方对ODA的解读各有不同。由于中国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放弃索要战争赔偿，ODA被解读为日本应尽义务。ODA虽然在政治议题和外交上增强了日本的影响力，但日本还是尽力避免将ODA与政治问题挂钩。尽管日本在2005年宣布自2008年起将结束对华发展援助，并且这是出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东京仍尽力避免将这一决定呈现为对中国的政治制裁。总体而言，日本在外国援助上对中国崛起的接纳意愿也很强烈。
中国的和平崛起
如果中国周边国家持续认为中国是威胁，这对中国的崛起将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开始接触周边国家助其建立对华信心以抵抗中国威胁论。
军事现代化建设
如果中国与他国进行军事竞赛，会使得周边国家认为中国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因此中国竭力避免这一情形出现，并希望他国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
日本对中国的崛起虽然有担忧，但还是避免批评中国，而着力于要求中国在军事现代化建设上透明化。没有证据表明日本在制衡中国，因为如果日本要制衡中国，势必要增加军事开支，但长期以来日本的军事开支只占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日本要结盟美国来遏制中国的说法也有待商榷，日美同盟虽然不断加强，但是中国从1978到2009的大战略中并未预期美国大幅减少在东亚的驻军。此外，日本也不是坚定要倾向美国的，2009年新成立的民主党政府执政时，在美国驻冲绳的普天间军事基地上有所动摇，这一现象并不符合日本结盟美国遏制中国的论述。
但另一方面，日本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防卫战略》（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对中国的军事发展所使用措辞较以往更强烈。同时，新修改的《战略》也将日本军事重心由北海道转向靠近中国南海的南西群岛（Nansei Islands）（译者注：即琉球群岛）。总体来说，日本在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上的态度是混合的。
区域经济合作
对于中国而言，加入区域组织是缓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焦虑的途径，因此中国一直试图融入区域组织的多边架构。1991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就标志着中国参与区域多边机制的开始。尽管中日两国对于哪些国家应该加入这些区域组织有不同想法，但总体来说日本一直在区域经济合作上积极支持中国。比如从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成立开始，日本就支持中国加入。日本也低调支持中国加入七国集团峰会以及在冲绳举办的那霸峰会。总体来说，日本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强烈支持中国。
区域安全合作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转向支持制度化区域安全合作。1994年中国加入东盟区域安全论坛，2001年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尽管上合组织侧重中俄还有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中国在六方会谈上的表现则反映了中国对东亚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视。
日本在朝核问题上与中国利益基本一致，双方都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剧烈冲突。但由于日本仍将朝鲜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视作长期目标，日本在区域安全合作议题上对中国的态度是混合的。
总结
如下表所示，日本对中国的大战略总体上是顺应的，但某些方面日本的反应则是混合的。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回应帮助了中国大战略的顺利执行，并进而促进中国迅速的崛起，因此可以认为日本接纳了中国的崛起。
一些人可能认为日本在某些领域对中国的混合反应表明日本的对华政策还是受现实主义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思维影响，但这些领域日本顺应程度被标为混合意味着日本并未采取遏制中国的策略。遏制意味着一方需要在相对实力上高过另一方，但是日本在这些领域采取混合策略意味着日本并不意在遏制中国。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影响力也让日本不愿意一味扈从美国。
日本的政策更像是一种对冲政策：受美国所限，日本需要在安全议题上制衡中国；但受经济因素所限，日本又需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合作。对冲政策有利于理解日本为何没有重回军事武装道路，以及为何东亚没有国家选择对抗中国。事实上1978年以来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总体是与中国利益一致并且支持中国，即使日本政客会表达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政策制定机构在行为上并未将中国视作威胁。东亚可能会出现冲突的观点给了美国军事上驻留东亚的理由，但有趣的是大多数有关东亚会出现冲突的学术著作和政策分析都来自美国。
词汇积累
目标转型
purpose transition
日中投资促进机构
Japan-China Investment Promotion Organization
人权观察组织
Human Rights Watch
《中日双边投资协定》
Japan-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日本政府发展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国家防卫战略》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译者：阮淦昌，国政学人编译员，弗吉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中美关系、东亚区域安全、身份认同政治。
校对 | 张睿哲 汪佳镕
审核 | 施榕
排版 | 肖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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