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5日，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陈云，收到了一封由下级整理的《信访简报》。

在这封简报上，纪委工作人员向陈云汇报了全国地区的贪腐现象，不少军政干部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玩起了以权谋私的把戏，甚至参与到走私犯罪活动之中。

看完简报，陈云情绪激动，看来新时代的糖衣炮弹已经出现在干部队伍之中，对于这愈演愈烈的贪腐现象，必须要使用雷霆手段去根除，绝不能姑息任何一人。

于是，他拿起铅笔，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写道：“对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对于陈云的提议，几位中央领导人均表示同意，邓公更是在陈云的批语中又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大字，顿时增加了这个批示的力度！

那么，邓公对此次反贪是怎样的态度？他亲批的八个字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杀一儆百

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新中国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当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后，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然而，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党的作风建设带来了新的冲击和考验。

随着外商和外资的引入，以及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钱为本”，“凡事向前看”成为了部分干部在处理事务时所奉行的唯一价值观。

庞大的利益往往能让人铤而走险，在纸醉金迷的社会环境下，经济犯罪案件呈指数级上升，安分守己的人民对此怨声载道，信访部门的投诉和举报信如雪片一般飞来、

面对极其严重的贪腐形势，时任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认为，如果不能出重拳，继续小打小闹，那么中国共产党将失去统治的基本盘——人民。

于是乎，在中央领导的牵头下，反腐行动就此被提上了日程。

在陈云对信访简报作出批示后的6天后，也就是1月11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

会议决定，派王鹤寿、余秋里、彭冲等人立即前往广州、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传达中央常委批示。要求各省重视这方面问题，并立刻采取相应措施。

首先，中央特派团要求各地党委和司法部门，认真处理负责干部中现行的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

如果哪个省市或部门的纪律检查干部优柔寡断，熟视无睹，甚至姑息养奸，中央将考虑追究责任。

对于那些需要逮捕和严厉处置，但是职级较高的干部，证明其犯罪的证据事实材料必须要核对清楚并上报，以便中央对其进行统一量刑法。并考虑从一干案件找出典型，然后加以严惩，从而起到威慑效果。

而如何起到威慑效果，自然就是杀一儆百。

在一干腐败案件中，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乃是前广东省海丰县书记王仲的腐败案件。

王仲，天津人士，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跟随队伍参加了改变中国革命历史的决定性战役。

凭借战功和一颗追求进步的决心，王仲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王仲从部队转业，并前往地方工作。

在基层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后，在1976年2月，王仲奉命前往广东省海丰县，先后出任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以及县革委会主任。

改革开放后，广东作为对外交流的新大门，成为了全国各地人民角逐新时代市场经济的圣地，海丰县这样的小城自然也不例外。

作为海丰县的一把手，王仲在当地的权力不可谓之不大，在唾手可得的利益面前，这位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迅速滑落进了腐败的深渊之中。

1979年秋，海丰当地的一位广播员为了能尽早与在香港的亲人团聚，委托走私商人给王仲家送去了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电视机是绝对的稀罕货。王仲在收到电视机后，立刻给这位广播员办好了提前处境手续。

这件事成了王仲贪污受贿的导火索，此后，尝到甜头的王仲多次向县公安局下“指示”、批条子，为行贿者积极活动。

在此期间，共有十一人在他的帮助下，提前获得前往香港的批准。

随着时间的推移，靠出境人员行贿获得的蝇头小利已经无法满足王仲越来越大的胃口。

为了能攫取更多的利益，王仲易“提取样品”“照顾领导”“走访需要”等借口，大量侵吞海关查出的各种物资。

他以职务之便，先后通过缉私管理人员从汕尾镇、海丰县公安局汕尾分局、汕尾边防检查站等缉私物资仓库吞并了大量走私没收货品。

从拿一块手表、到顺手搬走一台电视，再将缉私物资一箱一箱地搬回家中，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有调查媒体披露，王仲以打击走私的名义，极度关注海上缉私艇查获走私船只的情况。

即使他在家休息，也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趁着走私货品还没有进入到仓库之中，他会先挑选一批运回自己的家中。

长久以往，他的妻儿也加入了犯罪大军之中，开设所谓的贸易公司，从事高价转卖走私品的非法活动，从而谋取暴利。

正所谓上行下效，王仲身为县城一把手，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行事如此狂妄，再加上巨大利益的诱惑，当地不少干部也纷纷选择成为走私犯罪的保护伞，腐蚀之风可以说是愈演愈烈。

王仲一直以为，自己私自调用走私货品之事做得天衣无缝，因此当纪委人士前来调查时，他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一问三不知。

当时，王仲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其实漏洞百出。当时，在海丰县的缉私仓库内，有一个秘密账本，里面详细记录了王仲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取得货品明细。

然而，即便证据确凿，王仲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王仲案开庭之前，执法机关先后对他进行了6次审讯。

在这6次审讯中，王仲几乎是次次翻供，否认自己犯下的全部犯罪事实，声称其中一部分物资是带上级机关领导购买的，另一部分则是自己买的，只不过由于没有带钱，就暂且记在账上。

王仲天真地认为，只要自己死鸭子嘴硬，那么法律就拿他没有办法，毕竟一个账本很难定他的罪。

于是，办案人员决定另辟蹊径，他们找到王仲妻子，向她耐心解释法理，并最终成功击破了王仲妻子的心理防线。

当王仲妻子对着办案人员痛哭流涕，将自己的罪行一一交代，有了关键证据的佐证，王仲再怎么抵赖，都改变不了他犯罪的既定事实。

1982年9月15日，王仲案正式开庭，在众目睽睽和确凿证据下，王仲依旧摆足了架子，自认为自己老革命的身份，矢口否认犯罪事实。

然而在证据之下，只靠一张嘴并不能让自己脱罪，身为县委书记，无视国法，罪行败露之后，不想着自首认罪，而是四处打听情况，分散赃物，污染整个干部团队，以达到串供目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这种腐化到极点的领导干部，不严惩不仅对不起国家，更对不起广大的人民群众。

于是，在1982年12月21日上午十点十分，广东省汕头地区中级法院依照刑法第155条。第185条和第53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处王仲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判决后，王仲不服，提出上诉，但该案量刑合适，证据确凿，因此维持原判。

次年1月17日，王仲被五花大绑，被押送到了汕头市人民广场，一声枪响过后，大贪污犯王仲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政策制定

王仲一案，给全国的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更让所有人看到中国共产党打击腐败的决心。

到1983年4月，全国立案审查的经济犯罪案件有19多万件，涉及各级党员干部7万人，开除党籍8500多人，追缴赃款赃物合计达到了4亿多元。

在党中央大力推进反腐败运动的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台阶。1984年，我国正式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时期。

在新旧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暴露了大量问题和漏洞，一些投机者和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干部逐渐腐化，腐败现象出现了滋生和蔓延。

这一切正如陈云所料，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之广，出现了一些难以预见的廉政问题。

当时，全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上到党政机关，下到个人干部，蜂拥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下海经商之中。

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从1984年第四季度到1985年的八九月之间，全国范围内一下子就办起了2万多个公司，这些公司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党员干部的背景。

其中有一部分公司同一些不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钻在改革过程中暴露的漏洞和空子，出现了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经济犯罪现象。

干部经商，政商勾结，是国家发展中所要面对的困境之一。对此，陈云决定通过政策手段，来杜绝干部经商的浪潮。

1984年年底，在陈云等人统筹下，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这项政策的颁布，从根本上杜绝党政机关内部出现集体腐败的可能，保证了国内市场的纯洁性，避免了政治上的困扰。

除了禁止党政机关从上商业活动之外，在陈云的建议下，中央纪委决定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

在打击经济犯罪和廉政建设上，中央的决心是坚定的。除了制定严厉的反腐政策，修订法律等手段外，陈云还从党风建设和干部思想上着手。

由于当时，中国脱离特殊时期还没多久，在党内生活和社会风气中，存在着严重的不正之风。

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热衷于当老好人，更不愿出面担负责任，缺少是非观和大局观。而那些坚持原则的人则会因为自己优良的品行而被孤立。

而随着对贪腐犯罪调查的深入，中纪委的办案人员所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

有时候，当办案人员前往一地展开调查之时，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当地政府捣糨糊和不配合，甚至还有各路地痞流氓的威胁，一时间对办案人员的打击报复事件更是层出不穷。

对此，陈云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做纪律工作头皮一定要硬，要敢于得罪人，身为中央军委发动第一书记，他深谙这项斗争的艰苦性。

他还曾对自己的孩子们说道：“你们回家和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看一看身后有没有尾随的车辆。”

结语

正是在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坚持和领导之下，新时代下的中国成功渡过了改革之初的阵痛期限，犯下腐败罪行的党员干部纷纷落马。为新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良好条件。

在打响反腐败的第一枪后，中央开始了新一轮的动作，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暴力犯罪也愈发多了起来。

正所谓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1983年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出台，围绕犯罪分子的严打就此拉开了帷幕。

大量不法分子遭受了法律的严惩，治安情况有所好转。双管齐下，新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崭新的篇章，新时代的中国在党旗的照耀下，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迈进。

参考文献：

《陈云打响新时期反腐第一枪》—— 刘贵军